事关健身房、美容院、培训机构预付卡纠纷！最高法发布涉预付式消费典型案例

案例一：

培训机构单方改变培训地点给消费者造成明显不便的，消费者有权解除合同

——黄某诉重庆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4月3日，黄某与重庆某公司签订培训合同约定，黄某自2020年4月19日至2021年4月18日在重庆某公司处接受舞蹈培训，培训费3000元。当天，黄某即向重庆某公司交纳全部培训费。合同签订后，黄某在重庆某公司开设于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开大道的培训场所接受培训至2020年6月21日。2020年6月22日，重庆某公司向接受培训的消费者发出《消费者告知函》称，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开大道的培训场所停止教学，消费者应于2020年6月30日前选择新的培训地点。因消费者个人原因不到场培训的，重庆某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由变更或解除合同、要求赔偿。黄某认为其决定选择该培训机构的主要因素是接受培训的便利程度，原培训地点紧挨其住所，更换后的三个培训地点离黄某居住地很远，导致其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遂起诉请求解除合同并由重庆某公司退还培训费用。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黄某与重庆某公司签订的培训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按约定履行义务。重庆某公司单方更换的培训地点离黄某的住所都很远，使黄某获得培训服务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明显增加，导致黄某就近接受舞蹈培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黄某要求解除合同，应予支持。故判决重庆某公司返还黄某培训费2473.97元。

【典型意义】

预付式消费已成为培训领域消费者广泛采用的消费方式。培训地点的远近和交通便捷性对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有重要影响。经营者变更培训地点对消费者影响较小的，一般不会产生争议。但是，如果培训地点的变更给消费者接受培训造成明显不便，显著增加消费者在途时间和交通成本，导致消费者在工作、生活之余就近接受培训服务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消费者有权请求解除合同。

案例二：

计时型预付式消费合同因经营者停业解除的，应按实际未履行期限认定退款金额

——白某诉李某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李某系个体工商户“某宝宝儿童乐园”游乐场的经营者。2021年10月25日，白某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李某支付800元，用于办理上述游乐场的年卡会员。双方口头约定，年卡会员有效期为2021年10月25日至2022年10月25日，在此期间白某可不限次数地进入游乐场享受娱乐服务。2022年2月1日，该游乐场停业。白某遂起诉请求解除与李某口头订立的服务合同，由李某返还剩余的预付服务费用。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李某在与白某订立服务合同、收取预付款后停业，白某无法再获得服务，有权解除合同并请求李某返还剩余履行期限对应的预付款。白某系通过诉讼方式解除合同，停止服务与合同解除之间存在较长时间间隔，应当自游乐场停业时起计算剩余履行期限，并按剩余期限与全部履行期限的比例计算应返还的预付款。故判决李某向白某返还预付款599元。

【典型意义】

预付式消费合同可分为计时型合同和计次型合同。计时型合同应当依据合同剩余履行期限计算应返还的预付款金额。合同的剩余履行期限一般应自合同解除时起算，但是经营者停业引发纠纷的，自经营者停业时起至合同解除这段时间，消费者无法获得服务，该期间亦应计入合同剩余履行期限。审理法院以经营者停业后未实际履行的剩余履行期限作为计算应退预付款的依据，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敦促商家诚信履约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三：

经营者违约导致预付式消费合同解除的，应按合同约定的优惠方案计算已提供服务的价款

——张某诉某健身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3年7月2日，张某因个人健身需要与某健身公司签订《健身入会申请表》，约定张某在某健身公司处办理会员卡，业务类型为次卡50次，起始日期2023年7月3日，截止日期2024年7月2日，入会费2000元，同时备注“赠送10次，不退不换”。当日，张某向某健身公司支付全部费用。2023年8月，某健身公司终止提供服务。张某在该健身公司消费12次，尚有48次未使用，遂起诉请求某健身公司返还剩余健身服务费1600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张某办理会员卡后，某健身公司在合同履行期内终止服务，应当向张某返还服务费。双方约定某健身公司提供50次健身服务，另赠送10次服务。在正常履约情况下，消费者能够享受60次服务，应将60次服务而非50次服务作为2000元入会费的合理对价。在经营者违约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应低于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所能获得的利益，审理法院遂判决某健身公司退还张某会员卡剩余费用1600元[2000元×（48/60）]。

【典型意义】

预付式消费中，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服务的情况较为常见。在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消费者既能享受购买服务又能享受赠送服务。经营者违约导致预付式消费合同解除的，消费者有权请求经营者退还剩余预付款。在计算已提供服务的价款时，如果不考虑合同约定的优惠方案，将经营者赠送服务排除于经营者义务之外，将导致多计算已提供服务的价款，应返还消费者的剩余预付款减少，经营者违约可能获得比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更大的利益，既缺乏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公平原则。因此，在经营者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况下，应当保护消费者的履行利益，按合同约定的优惠方案计算已提供服务的价款，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引导经营者信守合同、诚信经营。

案例四：

经营者不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供服务的数量和价款的，人民法院可根据消费者主张结合案情作出认定

——杨某诉某健康管理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杨某自2013年起在某美疗馆接受美容美体、养生按摩等服务，共支付预付服务费1016124.6元，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2020年底，某美疗馆更名为某健康管理公司。公司更名后，要求杨某再交纳5000元服务费才能继续享受服务，且原有的很多服务项目不再提供。杨某称，某美疗馆的项目总是更新，上一次充的钱还没花完又得买新项目，钱越存越多，项目越做越乱，不接受某健康管理公司提出的处理方案，要求退还剩余款项。该公司表示杨某预付款仅剩一万余元。因双方就杨某预付款余额、剩余服务项目次数等均不能达成一致，杨某遂起诉请求某健康管理公司退还服务费547794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杨某与某健康管理公司存在服务合同关系。杨某提供的银行卡对账单、部分充值档案照片和销售凭证证明其支付的预付服务费为1016124.6元。某健康管理公司作为服务提供方，应就其向杨某提供服务的内容、次数、金额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其作为客户档案和交易资料的持有方，在法院释明举证责任后仍未提供完整的客户充值记录和消费记录。审理法院综合考虑杨某的诉讼请求和本案实际情况，根据杨某预付服务费的总金额、部分客户消费记录记载的合同履行频次、部分充值档案照片载明的服务项目单价，酌情确定某健康管理公司退还杨某服务费50万元。

【典型意义】

预付式消费中，合同文本以及记载消费金额、次数、预付款余额等信息的证据，多由经营者掌握。消费者经常面临“举证难”的维权困境。如果经营者掌握相关证据，拒不向人民法院提交，人民法院可根据消费者的主张、综合全案证据认定剩余预付款金额等事实。本案中，某健康管理公司存在不与消费者签订书面合同、用其他公司POS机代收款、收费核销账目混乱等不规范经营行为，拒不提供完整的记载消费金额、次数、预付款余额等信息的证据，引发预付款退费难问题，影响案件事实查明。在此情况下，审理法院根据消费者的诉讼请求，结合全案证据对应返还的预付款金额作出认定，有利于引导经营者诚信、规范经营，为消费者安心消费提供司法保障。

案例五：

“职业闭店人”以虚假材料注销公司的，应依法向消费者承担民事责任

——王某诉薛某清算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王某系某公司名下瑜伽店充值会员，该店闭店时其仍有8260元未消费。刘某为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薛某多次在朋友圈发送“高价收购经营不善店铺会员”“帮助消耗负债”“死客激活”等信息，自称提供前述中介服务，收取服务费用。2023年9月13日，刘某将某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薛某。次日，薛某变更登记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2023年9月28日，薛某申请注销某公司。注销材料显示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但案涉瑜伽店会员大约有200人，还有40万元左右的预付款未消费。薛某称已将会员转给另外一家美发店，王某不同意去美发店消费，遂起诉请求薛某返还剩余预付款8260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薛某通过“闭店”牟利，其作为公司唯一股东，在明知有大量会员债权未进行清算的情况下，仍作出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的《清算报告》，并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注销公司，属于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的行为。该行为导致王某无法在合法的清算程序中申报债权，使其债权无法受偿，王某有权主张薛某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故判决薛某退还王某未消费金额8260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领域频现“跑路”逃债现象。有人以帮助“闭店”为业，恶意帮助经营者逃避债务，从中牟利。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消费者等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或者一人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职业闭店人”与公司股东恶意串通，帮助公司股东逃避债务，损害消费者等债权人权益的，应当与公司股东共同向消费者等债权人承担责任。消费者有权选择向公司原股东或者帮助逃债的“职业闭店人”“背债人”主张权利。本案中，消费者自愿选择起诉有偿债能力的薛某承担返还预付款责任，薛某已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向王某还款8260元。经营者与“职业闭店人”恶意串通逃避债务，不仅不能达到逃债的效果，反而让“职业闭店人”也成为责任主体。本案对“职业闭店人”帮助经营者逃避债务的行为给予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有利于提振消费者消费信心、规范公司经营行为，营造诚实守信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案例六：

“职业闭店人”以欺诈为目的诱使消费者充值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郑某顺等诈骗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郑某顺在各地物色意欲转让且未被认定实施过诈骗犯罪的店铺，先与店主签订转让协议、支付部分转让费用、变更注册登记，再由被告人颜某玉、郝某玮带领团队人员进驻被收购的店铺，由崔某鑫、王某、曹某月等作为店铺业务人员电话联系原店铺会员，介绍周年庆充值赢大奖活动，才某钧担任小组长帮助业务员与客户商谈充值业务，邢某娇负责实际操控积分排名系统，门某鹏负责前期门店对接、采购办公用品、发放员工工资。各被告人组成分工明确、协作配合的专业化、职业化“闭店”团队。

2023年2月，被告人郑某顺伙同被告人颜某玉为诱骗消费者进行预付款充值实施诈骗，接手宁波市海曙区一摄影店，并在摄影店不具备经营条件的情况下，以门店开展周年庆活动回馈客户为名，虚假承诺待活动结束后会将充值款返还，诱使被害人进行现金充值，后又召集被害人举办颁奖仪式，以现场充值刷排名诱导被害人再次充值。活动结束后，被告人郑某顺、颜某玉、郝某玮、才某钧、邢某娇、门某鹏等关店失联，共骗取被害人孙某、杨某、王某雯等人人民币146万余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郑某顺、颜某玉、郝某玮、门某鹏、才某钧、邢某娇、崔某鑫、王某、曹某月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系共同犯罪，对各被告人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职业闭店”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出谋划策，通过安排“背债人”等方式帮助经营者逃债，并通过收取经营者支付的报酬获利；二是直接参与经营，利用店铺原有的客户资源，以抽奖、充值返现等噱头诱骗消费者继续充值，收到预付款后闭店，“卷款跑路”，后者通常涉嫌诈骗罪等刑事犯罪。本案属于后一种类型。犯罪分子自称此类犯罪行为为“充值案”。人民法院对此类“职业闭店人”依法判处刑罚，有力惩治犯罪，震慑犯罪分子。同时审理法院将该案涉及的问题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由相关部门对当地预付式消费市场加强监管，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风险，净化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为消费者安心消费、经营者公平竞争营造良好法治化营商环境。